同时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在美国，布鲁斯?布坎南和托马斯?希德里克于1970年11月发表《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考察》一文 ，拉开了研究如何对办案活动中的法律推理进行计算机信息系统处理的序幕 。为了防止这样的暗淡前景，必须借助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修改的机会，明确定位裁判主体、案件审理机制以及新型信息技术。
有人试图把美国的《联邦量刑指南》作为机械化审判的辩护理由，这是错误的。不久由沃尔特?珀普、本哈德?施林克开发出了JUDITH律师推理系统，旨在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大数据也会使既有判决中存在的失误、质量问题以及偏差值在无意间被固定化，压抑通过个案发现合法权利、创新规范、推动制度进化的动态机制。另外，计算机法律专家系统和司法行政支持系统的研究开发也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三、司法运营电脑化的技术革新 互联网和数码信息技术也为中国审判方式创新和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杠杆和机遇。
还规定2000年底前，最高人民法院完成对各类案件的司法统计指标体系的改革工作。几年后，兰德公司民事司法中心的研究人员D.A.沃特曼和M.皮特森开发出了审判辅助系统(Legal Decision-making System，简称LDS) ，英国伦敦大学的帝国学院借助PROLOG程序语言的推理功能实现了国籍法实务的人机对话 。在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力量之后，在内部确立相对的双轨制，将党纪政纪调查部门与刑事侦查部门予以分离，使得前者适用监察法，后者适用刑事诉讼法。
目前，在监察法草案的讨论中，如何处理监察法与刑诉法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棘手的问题。这显示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尽管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但仍然受到刑诉法的有效约束。治安部门经过调查，做出行政处罚，发现构成犯罪的，移交刑事侦查部门立案侦查。具体而言，未来的监察法只负责规范监察委员会的党纪政纪调查程序
特别是律师介入之后，可以向侦查人员提出辩护意见，可以依法进行会见、可以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可以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取保候审，申请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可以提出一定的申诉控告，等等。具体而言，未来的监察法只负责规范监察委员会的党纪政纪调查程序。
如此前后衔接，既保证了治安行政活动受到行政法律的约束，又保证了刑事侦查活动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大体兼顾了治安行政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要求。而在案件进入刑事侦查程序之后，刑事调查部的调查人员就属于侦查人员，对嫌疑人只能适用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侦查也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律师可以介入侦查程序，嫌疑人一律被羁押在看守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这一程序。刑事侦查部做出刑事立案决定后，案件就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完全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就意味着： 监察委员会以原来的党纪政纪调查吸收了刑事侦查。
但是，通过近几年来的司法改革，特别是通过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得改革，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得到更为充分的保障，律师越来越普遍地进行介入，而且侦查程序越来越受到一系列程序的限制。原有的非正式调查程序取代了正式的侦查程序。前者确实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但在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者做出立案决定后，检察机关要严格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调查人拥有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享有辩护权，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羁押场所也只能放入看守所，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受到一系列法律控制。而反观原来纪委监察部门调查程序，无论是在法治化程度，还是在权利保障水平等方面，都难以达到刑事侦查的标准。
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进入 陈瑞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法 刑事诉讼法 。具体说来，在各级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置两个部门：一是党纪政纪调查部。
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对于有效地展开反腐败斗争，确实意义重大。很显然，在这种双轨制下，纪委监察部门最多只能做出党纪政纪处理，尽管存在双规等有争议的做法，但至少不干预检察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后者执行刑诉法，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或许是一条既必要又可行的立法思路。可以说，双方各执一词，陷入了一个死结之中。将权力锁在法律的笼子里，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在拘留或者逮捕之后，嫌疑人应尽快被送交看守所羁押，讯问只能在看守所内的讯问场所进行。原来的党纪政纪调查程序取代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程序，使得职务犯罪案件不再经过刑事立案侦查程序。例如，到2017年6月为止，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多达数十条，仅适用于被告人供述的排除规则就多达十余条，常见的有：侦查人员通过刑讯逼供、威胁、非法拘禁、重复性供述、在非法地点讯问、没有依法录音录像等手段获取的供述，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前者的调查是为了查明被调查人的违反党纪政纪的问题，一经查清，既可以做出党纪政纪处分，也可以移交刑事侦查部进行立案侦查。不仅被调查人无法获得律师的帮助，调查无法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无论调查人员违法情形有多么严重，法院都无法对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内部就具有这种双轨制的调查机制。更成问题的是，纪检监察部门一般将被调查人羁押在所谓的双规点，这里没有看守所的监控机制，让被调查人长时间直接面对调查人员，最容易产生各种非法讯问现象，影响执政党和监察机构的声誉和形象。
刑事侦查部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是，在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之际，应允许社会各界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按照草案的设计，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不是侦查，监察委员会在调查中不执行刑诉法，只有在案件调查完毕、被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刑诉法才得到适用。这显示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尽管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但仍然受到刑诉法的有效约束。经验表明，要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走出困境，一个可行的办法是在监察委员会内部确立相对的双轨制，也就是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侦查双轨制。邓小平说过，任何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
在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力量之后，在内部确立相对的双轨制，将党纪政纪调查部门与刑事侦查部门予以分离，使得前者适用监察法，后者适用刑事诉讼法。治安部门执行治安处罚法等行政法律，刑事侦查部门执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结果，监察委员会（实际还是纪委）就只执行这部难以定性的监察法，而拒不执行刑诉法了。问题出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出于整合反腐败力量的考虑，原来的纪委监察机构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予以合并，组建了统一的国家监察机构，使得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合二为一了，原来的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侦查双规并存的体制改为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一体化的单轨体制。
原有双规以留置的名义，取代了刑诉法所确定的强制措施。对于这一观点，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不予认同的，认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具有侦查之实，即剥夺了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也侵犯了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这种调查不受刑诉法的约束，等于脱离了有效的法律控制，不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约，无法赋予被调查人基本的辩护权，甚至导致职务犯罪案件全都规避了法定的立案和侦查程序。
目前，在监察法草案的讨论中，如何处理监察法与刑诉法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棘手的问题。治安部门经过调查，做出行政处罚，发现构成犯罪的，移交刑事侦查部门立案侦查二是在全国各地推开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但现在监察体制改革的立法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中央中央办公厅以公开印发文件的方式推动监察体制改革，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非议。
刘松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 对监察体制改革的立法问题，笔者已写过一篇文章，本无意再参与讨论。第二，监察法是对宪法总纲中第2条第二款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第3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具体落实。
如果一定要提出是否合宪的疑问，可以作三种回答：第一，监察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第62的规定，制定的一部关于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准确理解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平等，是指同一类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强调不可以同一类人中有一部分人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有修改宪法的权力，当然也有解释宪法的权力，它的立法本身就有解释宪法的性质。这是一件可圈可点的纪委监督案例，但也直接涉及纪委监督中的敏感地带，涉及十分敏感的高层政治人物和权力关系。
